在忽必烈的默许和支持下，朱清、张瑄在漕运体系内获得了人事任命的自主权，如同拥有了一块不受他人约束的领地。他们利用皇帝赐予的金银牌与“自行任免”的特权，大量提拔家乡的亲信和旧部，编织了一张牢固的利益网。
例如，他们麾下的五位海运副万户中，虞应文因其与朱清的姻亲关系，摇身一变成为海运副万户；而负责运粮的千户职位，不是朱、张两家的血脉，就是追随他们多年、曾是海盗出身的骨干。朱清之子朱虎，官拜都水监，位列昭勇大将军；张瑄之子张文虎，则身兼户部尚书、海道都漕运府事；朱清另一位儿子朱明达，坐拥海运上千户之职；甚至连朱清的养子朱日新，也官至宣武将军、江州路总管。此外，松江嘉定所的千户杨茂春，海运千户范文虎、柏良弼、黄成等人，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朱、张二人有着深厚的乡土情谊或旧部渊源。如此一来，朱、张势力盘根错节，渗透进漕运体系的每个角落，但也正因为此，为他们的最终衰败埋下了伏笔。
漕府，这个兼具独立人事任命权和货币发行权的机构，引起了朝廷内外众多官员的嫉妒与警惕。尤其当关乎国运的海运业务被一群曾为海盗的降将组成的封闭小集团牢牢把控时，一些权重一时的大臣们更是坐立不安。譬如，当权宰相桑哥执政期间，就曾试图通过分化瓦解的方式来削减朱清、张瑄在海运领域的权势，他特意增设了两个直属的海道运粮万户府，并指派彻彻都和孛兰奚分别担任负责人。
这两位新任长官并无海运实务经验，随着桑哥倒台，朱、张二人抓住机会说服朝廷，这两个新设立的万户府很快便被撤销，海运大权依旧牢牢掌控在朱、张二人的手中。为进一步巩固漕府的职能和他们在江浙行省的影响力，朱、张二人还主动出击，积极参与权力游戏。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朝廷内部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天下大局已定，可以裁撤行枢密院这一机构。时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的张瑄对此表示赞同。然而，这一举动触怒了汉世侯张柔的孙子、名将张弘范的儿子张珪。张珪认为，即使行枢密院可以撤销，也不该由张瑄出面提议，因为江浙行省的权力过大，而行枢密院的存在就是为了制约其军事权力，维护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这场围绕漕运权势的较量，如同一场悬疑剧，牵动着各方势力的心弦。
在忽必烈的默许与宽仁之下，朱清、张瑄这两股粗犷势力愈发肆无忌惮，其聚敛财富的手法已触碰法律底线，悄然埋下了祸根。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将漕府变成了一个由亲朋好友组成的封闭堡垒，不受任何法度约束。而那些受他们掌控的海道运粮队伍，常常纠集上百人手持兵器，恣意欺压平民，抢夺财物，无恶不作。
这群漕运官兵时常毫无顾忌地登陆作乱，骚扰百姓，抢劫人口和财物后立即返回船上，扬帆逃之夭夭。漕府风气的腐败堕落，无疑为朱、张二人在朝廷上树立了众多宿敌。他们滥用发钞权，通过官船贸易积累起巨额财富，家族势力遍布江南，成为富可敌国的豪门巨贾，据说“他们所拥有的田产宅邸遍布全国，仓库粮秣堆积如山”。
朱、张二人热衷于展示奢华生活，甚至在太仓这样的战略要地，私自侵占土地，建造豪华府邸。朱家更是猖獗，填湖造屋，周围商铺林立，形成了一片规模几乎与太仓城半壁江山相当的私人领地。而张瑄的贪婪和蛮横更是闻名遐迩，令人心惊。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无疑为他们的家族命运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也为元朝的历史画卷增添了一抹浓重的悬疑色彩。
在元朝的辽阔疆土上，朱、张家族掌握着漕运大权，他们的船只遍布四海，贸易往来让家族财富堆积如山。他们纵横地方，权势滔天，行事任性，气焰嚣张。这样的家族，自然引来了无数的非议和猜忌。许多人开始暗地里向忽必烈上告，说朱、张家族有不臣之心，意图谋反。
至元末年，一位名叫姚演的官员，鼓起勇气向朝廷告发朱、张家族欲行不轨之事。他搜集了种种证据，准备一举将朱、张家族送上断头台。然而，忽必烈并未听信姚演的话，反而对当时的丞相完泽说，朱、张二人对国家有大功劳，应该再次保护他们。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和不解。忽必烈缘何对朱、张家族一再庇护？难道他真的不知道他们的野心吗？
其实，忽必烈作为一位一统天下的雄主，他的心思远比常人深邃。他锐意于四海征伐，想要将元朝的疆域扩展到世界的尽头。然而，数次征讨日本无果，南征爪哇等国的战事也并不顺利。这些跨海征伐的大业，需要强大的后勤运输和海战能力作为支撑。而朱、张家族正是精通海运的佼佼者，他们的船只和船员，都是忽必烈完成这些大业所必需的。
因此，尽管朱、